十、大挑战

最后一个“大”，笔者想用大挑战作为整个上篇的收尾，倒不是笔者杞人忧天，而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上确确实实存在很多挑战。虽然笔者对“一带一路”建设充满了信心，认为它是“大国梦”“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大战略、大对接、大市场，但如果我们对现实或潜在的风险识别和评估不到位，如果对风险和挑战的管控和处理不好，一带一路的建设可能会遭遇重大挫折和反复，甚至不排除“夭折”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可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这样一个竞争与合作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做两手准备。当前，网络和媒体等对“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也有不少评论和分析，笔者这里梳理了“一带一路”所面临的九大挑战，并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初步的应对思路，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一是全球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挑战。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江湖武林的“盟主”。高处不胜寒，“盟主”是孤独的，但“盟主”也是敏感的。对具有任何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即便后者是无意或无心为之，但美国必视其为战略对手，必进行反制。俄罗斯曾经是，日本也曾经是，它们与美国的“较量”过程中均败下镇来。现在轮到中国了。美国反制中国的原因笔者就不多说了，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至少在三个领域会发生激烈碰撞。一是在地缘政治领域，亚太、中东和中亚将是未来中美博弈的三大重点地区。在亚太，可预见的是，美国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以及加大对缅甸的民主输出外，将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在中东，近年来中国在中东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引起美国相当程度的焦虑，对于美国而言，中东地区的战略性在于石油供给（不仅仅对美国的供给，还包括对美国盟国，如日本和欧洲的供给）以及于此相捆绑的石油美元体制，后者的长期存在正式确保美国霸权的关键。中国将来与中东的石油贸易中若以人民币结算，将对美元体制形成冲击和替代，这是美国绝不不愿意看到和容忍的。在中亚，这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区域，是“主舞台”，美国估计很难容忍中国在此“长袖善舞”，再加上这一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特别重要。二是在经济领域，一方面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动议与TPP之间的较量，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制造业领域，美国恢复制造业中心的意图与行动与中国保留并升级全球制造中心的努力相碰撞，另外在现行美国主导的经济贸易规则下，中国因感到“不公平”而导致双方产生的摩擦。三是在金融领域。这是中美战略博弈最为激烈的领域。我们知道，美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美国通过实施与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相捆绑的美元本位制，形成了其全球霸权的基础。而如今，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金融合作，包括双边本币互换、本币结算，以及中国依托其雄厚的外汇储备，正与相关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开放性金融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和“一带一路”建设挂钩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成立，使得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咄咄逼人”的金融渗透。而金融挑战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外来挑战。总之，中美两国在中国崛起及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上存在结构性矛盾，需要双方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明的智慧和更坦诚的姿态去逐步化解。正如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 二是地区大国战略疑虑带来的挑战。与俄罗斯、印度、日本的对撞。简而言之，中国要搞好“一带一路”，还必须协调好与俄罗斯、印度、日本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国家均在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而且俄罗斯是曾经的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印度拥有世界第二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且是中亚地区的“带头大哥”；日本是几年前还一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一直存在这较深的历史积怨。以上这三个地区性的大国，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缺少俄罗斯，“一带一路”建设将搞不定中亚；缺少印度，中国将搞不定南亚；缺少日本，中国将搞不定东北亚。

先说说俄罗斯，当下，中俄两国的战略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两国正处于“蜜月期”，这主要拜俄罗斯和美欧的战略对抗所赐。但是，俄罗斯作为大国，而且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也有自己的类似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蓝图。这就是“欧亚经济联盟”。事实上，早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之前，俄罗斯即已经利用自身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天然关系稳步推进欧亚经济整合。2014年5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运作。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美国主导的TPP，亦或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建设，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前者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处的欧亚大陆大陆方向，TPP则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面向的亚太地区。实际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的最大载体是上合组织）已经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已经显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中俄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也相当微妙，将来在中亚这一地区，到底是人民币结算占主导，还是卢布结算占主导，这是个难题。更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6年，俄罗斯就已经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共同成立专门用于成员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开发性银行—欧亚发展银行，多年来该银行一直与中国主导成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存在竞争关系。好在俄罗斯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持积极和欢迎的态度。这使得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有了坚实的基础。

再说说印度。目前看，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冷不热、不置可否。原因很容易理解。长期以来，由于领土争端、中巴关系、地区领导权等一系列分歧，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除巴基斯坦之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西藏问题更成为制约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评价。2011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印度时，曾经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此计划最大的得益者是印度，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的大国雄心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此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没有搞起来，远不如中国当期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有实质性内容和影响力。另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正在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实施的“珍珠链战略”，引起了印度的高度警惕。笔者看来，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若没有印度的谅解与配合，其在印度将的建设前景将一下子暗淡很多。

众所周知，日本是目前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最主要、最直接、最头疼的战略竞争者。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得已，没有将日本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不得不面临来自日本的挑战。一是日本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沆瀣一气，将影响我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日本的高铁技术可以和中国一较高下，将在“一带一路”铁路互联互通建设上成为中国的有力竞争者。三是对于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本以其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重合为由而拒绝加入。四是日本也在加紧与中亚各国的合作，进一步加大了中亚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

• 三是文明与宗教冲突带来的挑战。文化及其背后的文明和宗教一直是一个及其复杂的因素，难以说得清、道得明。这里主要借助邹磊博士在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结论性的表述。他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宗教扩张/复兴对贸易路线和政治版图的冲击和破坏而言，古今丝绸之路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一些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造成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中断的诸多因素中，伊斯兰势力持续性的军事征服巨额宗教扩张无疑居于重要位置。今天，在国家间大规模军事冲突可能性大大降低的背景下，宗教扩张再次成为了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言下之意，中国自汉唐以来开启的古丝绸之路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崛起而受到冲击，而当前的“一带一路”的重构，也可能避免不了类似的挑战。一方面，“政治伊斯兰”[1]复兴和根深蒂固的教派冲突对沿线节点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国家建设造成的强烈冲击，持续的政治动荡给中国的战略布局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互交织，给沿线地区和中国西部边疆造成严重威胁，将会直接阻碍陆上贸易线路的贯通。

• 四是“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带来的挑战。上面谈文化挑战是已经涉及到了“三股势力”的问题。从历史来看，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沿途地区长年战乱动荡、缺乏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密不可分。21世纪以来，尽管沿线地区国家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跨境政治动员与行动网络严重冲击着该地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造成了持续性挑战，成了了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严重挑战。我们已经知道，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金水桥“10.28”事件，发生在云南昆明的“3.1”事件等一系列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其背后都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简称“东伊运”）的影子。除了中国西部边疆，近年来，收到中东、北非和阿富汗局势溢出效应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思潮和势力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包括哈萨克斯坦、塔阿边境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恐怖暴力活动日益增多，也使得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安全防恐的弦持续紧绷。而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带来的贸易线路拓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三股势力”向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的蔓延、渗透提供便利，而这正是中国应当尽量避免出现的情景。

关于跨国犯罪，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活动于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航线上的海盗。常人眼里，全球的海盗主要是指索马里海盗[3]，活跃于亚丁湾一代。实际上并非如此，盘踞在马六甲海峡一代的海盗活动也很猖獗。据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的统计，2013年南海海域共实际发生海盗案件132起，占同期全球案件数的54%。可见，未来如果中国及南海诸国如果不能有效打击马六甲一代的海盗，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高安全风险性将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另一方面，跨国毒品走私同样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威胁。从区域分布看，位于中国西南的“金三角”地区和西北的“金新月”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毒品流动的重要源头。位于缅甸、泰国、老挝“三不管”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生产和交易犯罪活动对于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影片电视和报道里面已经渲染得够充分的了，其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个“毒瘤”。但“金新月”地区的毒品生产和走私丝毫不比“金三角”差。“金新月”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三国交界地带，也是“三不管”地区，其中阿富汗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海洛因流出国，且已经形成了“毒品换军火”的畸形贸易模式，也将对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最大的威胁。

• 五是节点国家“失序”带来的挑战。所谓国家“失序”就是一个国家发生内乱，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或者新的政权全面或实质性否定前任政权签订的一些对外合作协议，从而导致重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对此，中国的一些能源资源型企业在亚非拉的一些欠稳定国家中有过深刻的教训。就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沿线国家相当一部分属于欠稳定、欠发达、欠安全地区，国家“失序”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颠覆性的风险。比如在东南亚，泰国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国家，其国内政局的稳定性大不如从前，特别是随着2013年11月以来泰国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原先力主与中国进行“大米换高铁[4]”合作的总理英拉黯然下台，2014年3月，泰国法院判决该项目违宪，中泰“大米换高铁”随之流产；虽然经过中国政府做工作，该项目又起死回生，但可以看出，因为国家“失序”导致的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了双倍经贸合作。比如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几个“斯坦”国里相对不稳定的，长期陷于国内严重的政治对立，是目前中亚地区最大的风险国，这必然对中吉乌铁路建设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再比如在中东，伊拉克是首当其冲的高风险国家，随着ISIS的异军突起及猖狂的恐怖战争，伊拉克在不远的未来上演“三国演义”，整个伊拉克面临分裂，而这对中国目前在伊拉克已有超过上百亿美元的重大经济利益，这无疑是极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东的叙利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六是节点国家“反水”带来的挑战。所谓国家“反水”，就是原先与中国政治外交关系友好的“一带一路”节点国家，面对新形势新问题，Hold不住，由中国的战略伙伴变为战略对手。这也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调整。最典型的就是缅甸的例子。就在五年前，大部分国人会相信，缅甸作为中国的近邻和小兄弟，是仅次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朋友，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近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表面，缅甸极有可能演变为中国的战略对手。先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和莱比铜矿项目被缅方叫停；2015年以来，缅军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悍然“进入”中国领土；而且在政治气候上，正在朝着愈加不利于中方的方向在发展。缅甸如果“反水”，那么中国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将会失去一个战略支撑。另外，越南的“反水”已经既成事实。印尼和马来西亚作为节点国家，虽然一直以来和中国政治外交关系保持“不错”，但一到关键时候，这两个国家往往“不表态、不发言”“左顾右盼”。截至目前，在东盟10国中，明确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只有两个小国——柬埔寨和老挝。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警醒和反思。

• 七是中国不能顺利解决其内部问题带来的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常常告诫国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我们处理好中国国家内部的问题，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和谐问题的内部环境，那笔者相信，即便不需要“一带一路”建设来助力，中国也必然崛起，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遗憾的是，不可否认的是，外部风险和挑战往往是由内部挑战引发的。当前，中国国内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因为会导致外部挑战和风险的加剧和放大，从而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实质性的伤害。比如当前正在进行的调结构、转方式问题，如果转型成功，中国将由目前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顺利过渡，中国的经济将向“微笑曲线[5]”的两端发展，由此带来更多的附加值，从而有能力、有机会将内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向其他“一带一路”国家转移，实现“多赢”结果，而如果转型不成功，则中国将像拉美国家一样，长时间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的最终崛起将无从谈起。再比如腐败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空间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截至目前的腐败治理手段依然属于“治标”的范畴，如果不能够从制度上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则即便是良好的改革发展大局也会丧失，再令人信服的“一带一路”战略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 八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带来的挑战。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以中华文明作根基的价值观到底能不能为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纳？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维为写了《中国震撼》《中国触动》和《中国超越》这三本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三部曲”，笔者认真进行了拜读。笔者基本认同张教授的核心观点，中国的崛起可以算是21世纪全球最为瞩目的事件，这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与普通的国家崛起不同。说到底，中国的崛起是东方文明和东方价值观的崛起，这当然与当前美国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本质性的区别。如果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得到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气可复制性便有了基础；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纷纷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则“一带一路”建设就会事半功倍，想不成功都难。

• 九是差枪走火、偶发事件带来的挑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要能够构建一套将“黑天鹅”[6]事件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的机制。要想完全避免黑天鹅事件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将规则和标准制定得更明确一点，将贸易投资搞的更透明一点，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流程梳理的更顺畅一点。

如何管控以上的风险和挑战？这里不谈具体的办法或措施，而是一些策略性的思考。

• 一是要善于当“老二”。对中国而言，世界老二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要么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要么落后挨打，要么是另类的“造反者”，不具备当世界老二的经验。因此，中国只能在摸索和“试错”中积累扮演这一新角色的经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快速地站立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其一举一动都在成为聚光灯的焦点。尽管有不少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年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即便这种假设成立，中国在经济质量特别是综合实力方面，都很难全面超过美国，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都有着集体性的共识。因此，在未来至少20年时间里，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如何当好世界第二。笔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世界老二的理想生存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它能恰如其分地处理与世界老大的关系，在不可避免的相互竞争中保持一种有效的合作共赢关系，既不要被老大欺负和打压，能够捍卫自身的正当利益，并赢得老大的尊重，也不要让老大感到过于忧虑和恐惧，能让老大平心接受中国作为老二的位置；同时，它也能友善地处理与其他中小国家的关系，一方面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在一些领域和一些地域所具有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对中国的实力感到压力乃至要抱团制衡[7]。

• 二是中国要有几个“铁杆兄弟”。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正确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曾几何时，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夹击的困境下，亚非拉兄弟将我们国家抬进了联合国，那是怎样的朋友，是铁杆朋友。现在，在美国的步步紧逼和重点围堵下，中国已找不出几个铁杆兄弟了。下一步如何做，需要中央在决策层面进行认真研究。

• 三是要胸怀宽广。也就是说要开放包容，按照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四字方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亲”，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就是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继续用自己的真诚付出，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惠”，就是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我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同时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就是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回应周边国家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亲、诚、惠、容”四个字外交新理念无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是彼此渗透、相互照应、相得益彰的外交大方略，尽管强调的是周边外交，但对世界外交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

• 四是要敬畏国际准则。所谓国际准则，也是这个全球化时代所必须遵守的国际规范。尽管当今的国际规范大多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西方国家一直享受着这些准则制度带来的红利。但中国要想参与全球化的游戏，作为参与者，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还没有到当”庄家”的时候。笔者所在的企业，搞了20多年的国际化经营，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要想在国际上真正站稳脚跟，首当其冲的便是遵守国际规范，其次才是因地制宜第发挥中国优势。

• 五是要从小处入手。讲求“大”是中国人的典型思维。笔者在本篇中对“一带一路”以十个“大”总结之，也是受着中国式思维的影响。但经营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关键的还是从做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老子讲求“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全球瞩目的软件公司叫“Microsoft”，而不是“Macrosoft”，就是从“小（Micro）”做起，结构不经意间，做成了全球最大。比尔·盖茨如果当年就想着大，想着“Macro”，笔者敢说他一定做不了全球老大。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推进，相信未来定是水到渠成。

（完）

[1]政治伊斯兰即伊斯兰的政治化，政教合一，伊斯兰领袖掌握国家政权。最为典型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2011年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执政也是政治伊斯兰的典型表现。

[2]“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又称“东突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东突伊斯兰党”，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其创建人是新疆极端分子艾山·买合苏木。蓝白色星月旗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的旗帜，旗帜以蓝色为底、中央有白色星月图案。

“东伊运”是以拉登为首的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塔利班武装中甚至还有一个由“东伊运”分子组建的“中国营”，由大约320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分子组成。“东伊运”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基地的资助，以及通过走私贩运毒品、抢劫等有组织犯罪方式筹集。该组织挑选、招募从新疆外逃的分裂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秘密接受专门训练，从事恐怖活动。该组织已于2002年9月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也是中国公安部2003年12月第一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之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JqUQpV_GNKXOHiOaxXkfkatW8EpZ1EyTcT5fLub1TV-Wn15EkSvTuL3K1qclGAygDMD1EqkYC4MTUzBFUnPM_）

[3]索马里海盗，泛指在东非的索马里海外的亚丁湾（红海与阿拉伯海之间），进行打劫或掳人勒索的海盗群。是一群专门在索马里附近海域抢劫过往船只财物的犯罪者。1991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令亚丁湾这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曾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索马里海盗有四大团伙：邦特兰卫队，他们是索马里海域最早从事有组织海盗活动的团伙；国家海岸志愿护卫者，规模较小，主要劫掠沿岸航行的小型船只；梅尔卡，他们以火力较强的小型渔船为主要作案工具，特点是作案方式；势力最大的海盗团伙叫索马里水兵，其活动范围远至距海岸线200海里处。

[4]大米换高铁，即是用中国的高铁技术换取东南亚国家的大米、橡胶等农副产品。2013年10月11日在曼谷发表的《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中称，中方表示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以泰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泰方表示欢迎中方意向，将适时在2013年10月11日签署的《中泰政府关于泰国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与泰国农产品交换的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与中方探讨相关事宜。

2014年12月，李克强与泰国总理巴育共同见证《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这意味着中泰两国“大米换高铁”的合作重新开启。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g2IgROYKV9BTtrRlYOTw0Yx08OiZG-lEOt21zfhW8DJyGvsFhVXEUwL0IqdT62_k6Jh5XuW4ezQXUH2GUAv-）

[5]微笑曲线理论(Smiling Curve)，制造业只有向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营建业虽然是火车头产业之一，但在产业成熟化、市场饱和及传统只重视工程施工制造的低附加价值领域里，已经历了十多年的景气低迷。微笑曲线的理论正可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

[6]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从次贷危机到东南亚海啸，从9.11事件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瑞士央行放弃欧元兑瑞郎汇价下限后,瑞郎的暴涨。黑天鹅存在于各个领域，无论金融市场、商业、经济还是个人生活，都逃不过它的控制的。

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然而，无论是在对股市的预期，还是政府的决策，或是普通人日常简单的抉择中，黑天鹅都是无法预测的。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的次贷危机、我国的雪灾，都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