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市场

谈起市场，业内外人士大多均认为，当前全球最大且最具潜力的市场依然实在中国。笔者这里所指的“大市场”，是想探究未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内，有无可能构建一种机制相对标准透明的、分工相对明确的，类似当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1]或欧盟，类似美国主导的未来TPP[2]这样的一个市场？笔者没有从事过专业的市场研究，也没有专业的经济学或市场营销背景，但还是想从产能合作、分工协作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拙见。

从“产能转移到“优势产能合作”。近一年多来，“产能转移”一直是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转移。似乎“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产能转移”，只要搞“一带一路”，中国近十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下中国中央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资金刺激后所带来的巨量过剩产能，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去了。于是乎，中国的企业便得救了。于是乎，从学界，到企业界，再到政府，都在讨论产能如何转移的事情。甚至直到去年11月份，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第十七次东盟－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中国装备，对中国市场目前来说有过剩的情况，但并不是劣质的产能，而是优质的产能。我们愿意把这些企业用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东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国家，就近生产。”到今年上半年，“产能转移”这样的字眼逐步淡出媒体或会议的视线，中国政府开始重申，我们搞的是“优势产能合作”，而不是“产能转移”。笔者认为，要是一开始就说是“优势产能合作”，那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接受程度可能要大很多。“一带一路”建设的的确确是一个好的思路，一个“多赢”的战略框架。可惜，由于我们“无意中”说出了“产能转移”，从而降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成色”，很可惜。要知道，即便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是我们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能”，但显而易见，它们均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啊！而且，这类产业在中国的过剩程度至少在3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笔者今年4月份在休斯敦参加一年一度的剑桥能源周（CERAWeek）时，碰到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同行，笔者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的一些产能，比如钢铁或石化什么的，有无可能与俄罗斯在俄境内进行合作。对方很正式地说，“我们不需要中国的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我们不想走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这句话说的让笔者有点脸上无光。中国的决策者们和掌握“喉舌”的主流媒体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提他国想一想，我们都不想要的产能，别人怎么会要？尽管我们标榜其为优质产能，那又怎样呢？好在中国政府及时刹住了“产能转移”这种叫法的车，统一称之为“优势产能合作”。希望国内各行各业参照国际惯例或国际标准出台一个“优势产能”的测算标准，到底什么样的产能算是优势产能，以便指导企业以市场行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

从“优势产能合作”到“制造业中心转移或部分转移”。“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将来肯定是要转移至他国的。”，这是笔者数次听到的业务权威人士的评论。笔者对此深以为然。诚然，近二十年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拉动了中国经济长周期的高速增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就业的这一大难题，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工业现代化水平迈进了全球先进甚至领先的行列。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曾数次宣称，中国的家电、电脑等制造水平均是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给中国带来了无上的光荣与梦想。然而，近三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上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的现实，加之一系列政策环境变化的因素，一些全球性的制造业巨头已开始将制造工厂从中国大陆迁至周边较低成本的国家或者干脆回归美国。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挑战。放眼未来，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肯定会转移出中国，只是转移的时间节点和速度问题目前尚不确定而已。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个大国是能够永续保留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的，也没有必要。回顾过去，我们发现，一战之前，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在英国；一战至二战期间，中心已转移至德国，强大的制造能力支撑着希特勒向欧洲乃至全球发动了战争；二战以后一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处，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在美国；近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的“成本洼地”“环境标准洼地”和“政策优惠高地”，加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了中国。下一个，也许用不了10年，或20年，制造业中心会转移出中国。那转移至哪里，这里便有了说法。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笔者所希望的是，制造业中心应该由“一带一路”沿线某几个节点国家，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某个区域或组织，比如东南亚和东盟，来承担。如果这样，中国推动建设的“一带一路”便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便能够最好地说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利他的，便能够在“一带一路”国家间进行更科学的合作与分工。

构建“欧亚大陆能源资源供给、泛亚制造业中心、泛亚消费市场中心、泛亚人民币金融体系”四位一体的“大市场”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和重中之重。当我们稍稍回顾和梳理一下自近代以来全球贸易与市场的演变历史时，我们发现是有一些特点的。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全球贸易与市场格局逐渐演变成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强制性”交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下，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贸易规则、货币、定价权与主导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消费市场。随着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一头扎进”了全球贸易与市场分工之中，打破和重塑了上述的二元结构，使其转变成一种新的“三角”结构，三角的行为主体分别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规则制定国和消费国，以中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制造国和以中东、拉美及非洲为代表的资源国。这种三角循环的运转方式体现为：生产国从资源国进口原材料并向资源国和消费国输出制成品；消费国向生产国和资源国提供资本、技术和服务，而生产国和资源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则大量流向消费国，三者之间呈现出金融（货币、资本）、商品（工业制成品）和原料（大宗商品）的明确分工。表面上看，这种三角关系是稳定的、平等的，实际上，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定价结算交易体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安全秩序，才是这种三角贸易和市场格局得以平稳运转的前提。那么，“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大市场到底怎么搞呢，笔者认为，可以比照现行的全球“三角”贸易和市场格局，构建“欧亚大陆能源资源供给、泛亚制造业中心、泛亚消费市场中心、泛亚人民币金融体系”四位一体的“大市场”格局。具体是，建立和巩固“一带一路”区域内以中东、中亚、俄罗斯、北非和东非为代表的能源资源供应体系；重新定位中国的制造业，实施创新型制造，将中国已有的、成熟的、优势制造能力和标准体系通过“优势产能合作”逐步向印度、东盟十国和俄罗斯等地区转移，形成以中国为驱动的泛亚制造业基地，以期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更可持续地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除了中国的内需和消费需要培育和刺激，整个东北亚的消费市场都需要拓展，同时还有大力培育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消费市场，因地制宜形成多样化的消费群体，打造整个泛亚消费市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推动构建以货币和资本为纽带的金融体系，以在未来实现泛亚区域范围内的，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位一体”的“大市场”格局绝不是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三角”市场和贸易格局相抗衡。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个体系应该是共存的，各有特色的。目前，美国想在亚太区域范围内推进TPP，笔者甚至在想，未来，TPP和“一带一路”贸易与市场体系甚至可以“殊途同归”。另外，人民币并不想取代美国，而是在未来更长一个时期，维持以美元为主体、以欧元和人民币为两翼的全球金融体系。但愿笔者不是异想天开。

（未完待续）

[1]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rea，NAFTA）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藉以消除贸易障碍。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美墨之间因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受惠最大。（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s6lk2NQe0T9iiC8pFw0Cx2kGhHLrn2JwZQfDx0HC2B0KSHoyeACRgslOecV1ZxWp6fPENOyZEBKK6K8wh0C9q）

[2]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也被称作“经济北约"。[1] 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1年11月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而中国大陆没有申请参与TPP谈判。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http://baike.baidu.com/view/6758077.htm?fromtitle=tpp&fromid=10547728&type=s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