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环境

穹顶之下，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融通。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时，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说白了就是体制机制和文化文明的沟通，归根结底就是文化文明的沟通。只有文化文明进行深度的沟通，并达成共识，“一带一路”各节点国家[1]的总体思维模式、政策框架才能发挥协同效益，才能营造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环境。因此，对于“大环境”，笔者不想泛泛地谈一些设计政策沟通方面的，诸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而是把重点放在民心相通上，即谈谈“一带一路”文化文明的融通。实际上，也就两个字：宗教。

根据邹磊博士（《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作者）的归纳，古代丝绸之路发展史中的三大核心问题分别是：地缘、贸易和宗教。归纳得非常到位。笔者认为，当代的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的构筑过程中，依然逃不出这三大核心问题。“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实施，一是取决于中国和“一带一路”上其他的节点国家能否处理好因地缘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二是取决于经济合作与交流能否促进“一带一路”各国的发展和当地民众福祉的提升，让经济贸易合作惠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三是取决于“一带一路”上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基督文明和犹太文明，后两者在“一带一路”上的影响稍弱）能否实现互融互通、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而第三个决定性因素在以上三者中又是最重要的，可谓“元因素”。宗教和文化交流的问题若处理不好，“一带一路”便不能算是真正成功。因为，真正长久的战略，其可持续性取决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拥有类似的价值观。美国及其同盟国所构建的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之所以历经百年而不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其背后就是他们都拥有类似的价值观。中国人倡导“君子和而不同”。笔者认为，这绝不是意味着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通过交流可以达到“和”的状态。达到这一状态的前提是，所有的参与者首先必须是“君子”。而世间对君子的衡量标准基本是一致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中国若想搞定“一带一路”，必须与伊斯兰世界打好交道。笔者在世界地图上顺着中国新疆往西的方向一路看过去，赫然发现，直至欧洲之前，这“一带”上的所有的国家的主流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无一例外[2]，简直是陷入了伊斯兰文明的“汪洋大海”。如何与这一片“伊斯兰”的海洋打交道？“一路”也基本以伊斯兰教为主导，印尼、马来西亚这样的“一路”上的节点国家，均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大国。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作为伊斯兰文明核心地带的中东，特别是沙特、伊朗和伊拉克，一直为英美等西方大国所控制，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中，基督文明明显处于主导地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东国家拿起“石油”武器，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诞生和强大，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等，整个伊斯兰世界开始崛起，似乎有意去除基督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伊斯兰文明进入了扩张和复兴期，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茉莉花”运动，将伊斯兰的扩张推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处理与一个不断扩张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败。

宗教与文明的碰撞是个极为复杂和高深的问题，笔者尚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决中华文明与伊斯兰、基督、印度等文明碰撞与冲突的框架。但笔者想，还是用老祖宗的办法——中庸之道。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谋求平衡，或者叫均势，只有均势才是稳定的。未来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切不可谋求掌控那个地区或国家，而是通过一己之力，逐步推动在“一带一路”文明的交汇中，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注意量力而行和循序建设，千万不要让“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脑，不要刻意和过快地改变“一带一路”地区传统力量格局或削弱特定大国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以经济促政治，以包容换信任，以正能量换取主动权，借助各种双边多边机制，为“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国家政治危机和重大地区问题（如伊拉克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未完待续，下一篇：“一带一路”之大外交）

[1]所谓节点国家，也就是，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成一盘棋的话，节点国家就是棋手，非节点国家就是棋子。目前看，笔者尚未找到对节点国家权威的衡量标准，纯属定性的判断。

[2]以色列算是一个例外，但它是在伊斯兰文明的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