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传承

“一带一路”充满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数千年来中国文明的传承，充满着中华民族子孙的光荣与梦想。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再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与中东、东南亚一带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往，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之间长期活跃着一条因丝绸、瓷器而著称的贸易通道，此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是一条贸易之路，文明交流和传承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中国人光荣与梦想的大道。纵观2000多年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传承大体可以分为汉唐、宋元明和当代三个标志性的阶段。

（张骞出使西域示意图）

汉唐时期，经历了从陆路繁荣到海路兴起的过程。从公元前2世纪起，汉代中国加大了对西域的经营力度，并逐渐与贵霜[1]、安息[2]、罗马等帝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人员和贸易联系。在汉代，相较于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中部绿洲之路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主导作用。自动往西，这一线路的主要走向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玉门、敦煌，由疏勒[3]越葱岭[4]后经大月氏[5]和安息至地中海东岸，及狭义上的“丝绸之路”[6]。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人先后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7]”）和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8]”）的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唐代早中期，大食帝国和唐朝成为丝绸之路西端和东端的两大主导帝国。唐代中国与大食帝国的交通往来，主要借由“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两条路线，而这也大致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

在唐代，长安与巴格达是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大都市。由两地对外对外辐射，串联起了唐朝与大食之间广袤土地上一系列的陆上驿站和城市。笔者能够想象，大概1400年前的两大帝国在丝绸和其他货物的大量、密集贸易的景象，相信当时长安的大街上隔三差五就会有驼铃、驼队和穿着长袍的大食商人出现，大食商人们带来了香药、犀象、珍宝等上流社会偏爱的奢侈品。而长安人对大食商人早已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太正常了。同样，巴格达的巴比伦城堡内，也常常会出现东方大唐人的面孔，中国商人给他们带去了丝绸和瓷器。以上这一幕使笔者想起了当前大量阿拉伯人在浙江义乌，以及大批中国人在阿联酋迪拜的景象。但无论如何，当年的巴比伦以风景不再，现在的西安也不是当年的世界级城市长安了。难怪，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想“梦回唐朝”，那时何等的盛世与自信啊！

（长安城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唐代“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大致呈现陆路衰落、海路发达的历史兴替。唐朝后期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这与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诸多国际港口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值得一提的是，货币流通在古丝绸之路交往的过程中已初现端倪，当时，罗马——拜占庭、波斯、大食的金银币和中国的铜钱是最主要的国际贸易计价货币，而中国也间或在外贸中已丝绸作为辅助性的实物货币。

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将宋元和明朝早起的丝绸之路贸易归为一个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后期已经逐渐兴起，并在宋元时期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权威陈炎先生指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交替。”笔者以为，实际上，导致这一变迁的主导因素是中国当时经济中心的迁移，已经从汉唐时期的西安，东移和南移至洛阳、开封和杭州、南京一带，而南迁的直接原因是唐朝中期以后中国西北政治局势的长期动荡。另外，用现在的眼光看，海路的优势相较于陆路极为明显。一方面，海路不像陆路那样容易受到沿途国家的政治局势溢出效应的影响，海上航行可以选择性地绕过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另一方面的因素更为关键，相较于陆上运输工具的驼队，船运工具具有时间短、运量大、成本低等优点[9]。

这一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史实就是“郑和下西洋[10]”。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朱棣命三宝太监郑和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

遗憾的是，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前，中国基本采取了关闭锁国的政策，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均没落了。

当代：中国经济中心沿海化、世界制造中国化、中国进口石油中东化这三大因素是促进丝绸之路复兴的三大推手。首先，中国经济东移是之宋代以来就有的趋势。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几乎全在东南沿海一带，这就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创造了主要条件。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的全面崛起，客观上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消费。据说，沙特麦加每年一度的朝圣期间，教徒手持的电子版《古兰经》（类似掌上电脑），几乎100%都是中国生产的。浙江义乌——这一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超过十万[11]的阿拉伯人在这里长期居住。第三，中东号称世界的“油库”，全球50%以上的油气资源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为中东成为全球核心的油气生产和贸易地区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中国海外的第一大原油供应地区，这就为西亚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会。2014年，中国原油的进口总量中，来自中东的石油占比为45%左右。而且，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引发的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改变，未来，石油供需将变得越来越区域化，中国与中东的油气贸易将变得更加紧密，贸易额和占比也将不断攀升。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就亚洲而言，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油气消费大国与中东的油气生产国将互为进出口伙伴；就欧洲而言，欧盟和前苏联地区的进出口伙伴关系也会加强，尽管俄罗斯目前采取的是向东看的策略；就美洲而言，美国与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将互为进出口伙伴。

（中国进口海外石油示意图）

总体来看，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明朝中后期和清朝这数百年的稍稍“沉寂”外，丝绸之路的“光芒”一直在闪耀，其带来的恩惠沐浴着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人民。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重启陆海丝绸之路应该是全中国人的心愿，因为，这是光荣与梦想的传承。

（未完待续）

[1]贵霜帝国（KushanEmpire）：古国名。在其鼎盛时期：127年-230年。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曾拥有人口3百万士兵二十多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

[2]安息，又为伊朗高原古代国家，建于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汉朝取阿尔撒息王朝的汉语音译“安息”作为国名。同时也有同名电影。作为地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

[3]疏勒镇，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喀什地区西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噶尔绿洲中部，西面是帕米尔高原，有维吾尔、汉、回、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族等民族。辖12个社区、2个村委会。

[4] 帕米尔高原（Pamirs，亦作Pamir），中国古代称不周山、葱岭，古丝绸之路在此经过。地处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是亚洲多个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平均海拔4000米-7700米。主要居民为塔吉克族。

[5]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

[6]以上说法参考《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7]倭马亚王朝（阿拉伯语： أمويون )， 中文又译伍麦叶王朝、奥美亚王朝，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伊斯兰教最初四位哈里发（ 即所谓“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 ）执政结束后，由前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后来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所创建。统治时间自公元661年始，至公元750年终。该王朝是穆斯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8] 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艾卜勒·阿拔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阿拔斯王朝，因其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时期乃是阿拉伯的黄金时代。

[9]据估计，一支由30头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左右的货物，而一艘海船则可以载货60万至70万公斤，相当于2000头骆驼的运输能力。数据来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

[10]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124/6943310.htm

[11]有一说法是二十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