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效被称为“隐形能源”、“最大的能源”，正日益受到人们的认识和重视。从“补偿性能源理论”的视角来说，人类对更加优质、高效的能源的追寻，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途，而提高能效是贯穿人类能源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们对能源效率的追求，从根本上支配了能源的发展，推动人类能源转型不断从低效走向高效。

有人把提升能效的行动比作一场“看不见的能源革命”，它推动能源体系朝着更高效、更清洁的方向发展，也在冲击着人们关于能源发展的固有假设，即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能源需求的同步增长。在能源供需变化的函数中，能效成为新的重要变量，这给能源行业尤其是化石能源企业的运营理念、市场策略和业务发展形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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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效将是大势所趋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尤其是在后《巴黎协定》时代，各国都提出了大幅度减排的雄心计划，但供应端的可再生能源短期难以等量代替传统能源，所以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均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将其作为呵护地球环境的先决条件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欧盟提出2020年能源效率较2008年提高20％，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比1990年降低30％。美国特朗普政府尽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依然出台了建筑、电动汽车、工业等部门的能效政策。日本大力推进全社会的节能工作，成为了人均能耗最低的发达国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能效提升的空间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选择能源密集型发展道路，导致能效水平总体偏低，提高能效的潜力很大，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其它解决能源供应的方式相比，提高能效投资更少、见效更快。

中国是世界上能效政策和行动方案最全面、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2000~2015年，在能效提高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的能源强度降低了30%。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多，推动了对于现代能源服务的需求。人均能源供应量从每人0.9吨油当量增加到每人2.2吨油当量。今后几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要缓解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能源与环境的矛盾，最快捷、最现实的途径就是提高能效。

当前，中国处于穿越“能源三峡”的重要历史关口，需要走出一条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适应生态环保约束的道路，平衡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能源问题首先是效率问题。中国已经是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消费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能力等硬实力，能源效率作为反映一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软实力指标，更是体现国家实力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它不仅关系到能源的有效供应，也关系到环境承载力，还关系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分配，因而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命题和社会命题。

去年的G20杭州峰会核准了由我国政府牵头制定的《G20能效引领计划》，这彰显了中国在能效议题上从“参与者、跟随者”向“主导者、引领者”角色的转变。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动能日益消退、能源需求普遍放缓的背景之下，G20仍然强调把提高能效作为长期优先任务，并将其纳入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充分说明提高能效已是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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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增长缓慢成为“灰犀牛”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能源技术效率和使用效率提升，能源需求增长将不再强劲，化石能源更是面临着需求不振和新能源追赶的双重夹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通过许多国家的能效政策，2016年全球能源需求削减11%（相当于欧盟的能源需求总量）。这一变化意味着，今后许多经济体可以见证经济增长而能源需求不增长。美国落基山研究所报告显示，基于现有技术，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效和发展新能源，采用市场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美国2050年之前将完全摆脱对煤炭、石油和核能的依赖，并消减1/3天然气消费，支撑GDP增长158%，减少投资5万亿美元。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大部分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重工业发展和制造业出口。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新常态带来能源领域显著的结构变化，当前的煤炭消费下降和能源密集型工业增长放慢已初露端倪。

为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强度指标，中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大碳排放交易，采用政策工具和金融手段鼓励节能环保技术和产业发展，完善能效计量和管理体系，倡导消费者改变购买行为和生活习惯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燃油效率标准的政策，以及促进节能的“领跑者”计划。

在城市化加快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中国将重构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加快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调整，实现系统性优化，具体措施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实现节约、集约发展；加强重点行业的规划和布局，改变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能源浪费；推动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全面普及超低能耗建筑、公共交通、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体系，推动城市能源环境服务普惠化、公平化、现代化；加快技术创新，对交通、建筑、工厂、园区、城市等进行“一体化”设计，实现基础设施智能集成，从源头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和优化利用。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和引导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还将不断提高。当然，在人均用能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要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未来能源需求总量特别是优质能源的需求量仍将增加。只不过在全球市场联成一体的情况下，中国能源的需求增长将会被全球市场的颓势大幅稀释和抵消。

在我看来，能效提升导致的需求增长缓慢，《巴黎协定》带来的低碳能源加快发展和高碳能源成本上涨，以美国二叠纪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不断加入竞争，是化石能源面临的三只“灰犀牛”，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而能效的影响因其隐性，犹如水面下的“冰山”还不够被重视。比如眼下讨论得热火朝天的电动汽车，专家乐观预期未来若干年能替代燃油的量仍然有限，而且在一次能源上并没有真正实现替代（电的来源依然要靠一次能源），相比之下，燃油效率提高带来的替代效应可能是电动汽车影响的10倍量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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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用户是能源行业最大使命

能源企业作为能源生产者和耗能大户，无疑要顺应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把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重要方向，在开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优先开发节能资源，确保实现对能效煤矿、能效油气田、能效电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同时，面对能源需求增速减缓的不利局面，能源企业有待于转变观念，化挑战为机遇，从提高能效的巨大潜力中发掘新的机会。从根本上说，能效的重要性体现在投入收益比上，即减少提供同等服务的源投入，这既符合资源环境友好的要求，也是人类经济理性的体现。而减少的源投入，既是能效价值的体现，也是能源企业新的价值蓝海。这就意味着，能源企业不只是能源提供商，也可以成为帮助用户更好地管理能源使用的服务商，使用户在付出同等成本时获得更多的潜在回报。

当前中国，推进能效提高具备的条件更加完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转变，带来结构效应；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带来生产率效应；城镇化导致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更趋集中，带来规模效应。从意识层面来说，环保低碳意识在大众当中日益普及，人们愈益信奉“少即是多”的生活哲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以及物联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摆脱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束缚，实现信息对能源的部分替代，利用信息化红利来提高全社会的能源配置水平，对能源效率进行系统优化。

无论是基于实际需求、解决痛点的能效技术，还是“能源足迹”的测量和可视化呈现（实现能源使用的“返祖”），无论是全生命周期的“大能效”解决方案，还是高效便捷的第三方专业化能源管理，都与能效提升息息相关，也都蕴藏着极大的商业潜力。通过发挥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技术的作用，将能源服务转化为以“能效”为表象的创新产品，能源企业有望为自己创造出新的用户需求。

德鲁克曾经说，企业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顾客。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的能源企业一直执着于供应，安于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以至于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之一西奥多·莱维特说：“在洛克菲勒向中国免费赠送煤油灯之后，石油行业就再没有为自己产品创造需求做出过任何杰出之举。”然而，低增长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旧思维和认为能源不愁用户的假设，能源企业必须做出改变。

一些新的迹象正在出现，正如彭博社的分析文章指出：壳牌刚刚推出一项服务TapUp，车主可在家里为自己的汽车下单加油，而不必把车开到加油站；BP推出了更加贴近用户的化工产品和零售业务；意大利公用事业公司Enel SpA收购了一家美国公司，目的是帮助能源消费大户管理需求……

这说明，石油公司在井口毛利减少的情况下，正在试图接近消费者更多一点，为每桶油、每方气增值。电力公司除了建设大电厂、铺设大电缆的旧模式，开始帮助用户管理需求，提供更贴身的服务。这种做法更看重用户端增值，更看重潜在需求的开发，更看重人性化和便捷化的服务，而非一次性的资源供应。

对于中国能源企业来说，创造新的需求也包括，依托“一带一路”，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到发展中国家去，到非洲等能源基础设施落后和人均用能低下的地方去，这样既能找到新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减少全球的能源贫困。

作者简介：胡森林，能源专家，供职于中国海油。兼任世界石油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著作《能源大变局》《破解石油迷局》（合著），即将出版《让石油远离战争》《能源沉思录》